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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高芳：我的父亲，从放牛娃到中科院院士
高芳，1951年生，福建福清人。甘肃师大附中67届初中毕业。1968年甘肃康乐八松插队落户，1975年毕业于兰大医学院药学专业，2006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退休。
原题
我的父亲
作者：高芳
时光转瞬即逝，亲爱的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往事依稀，我却历历如在眼前。
01
下和洋村的放牛娃
1920年2月14日福建福清下和洋村，一个普通农家添了一个男孩，按辈分取名高由禧。他就是我的父亲，男孩中排行老四。这是个距海不足5里，只有百十口人的小村庄，庄子里几乎都是同族叔伯兄弟，祖祖辈辈靠租种土地为生。
家里人口多，一年辛苦到头，粮食总是不够吃，特别是遇到旱涝灾害，靠地瓜野菜充饥是常有的事。父亲从小就参加劳动，6岁时帮家里放牛。牛在吃草，这个小小的男孩常望着天空出神：天那么高，天那么远，天上有什么呢？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时他想，天上真的有大人们说的雷公电母吗？台风肆虐，地里一片狼藉，吃不饱饭的阴影笼罩全家时他想，能知道台风什么时候来该多好。不过他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的他会成为全国闻名的气象学家，与台风、季风打一辈子的交道。
下和洋村方圆十几里都没有一所学校，只有一个落第秀才识得几个字。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想要求他写对联，甚至为了写信看信，常要跑几趟，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
父亲7岁时村里开始办小学，家境比较好的几个叔伯兄弟上学了。他十分羡慕，苦苦哀求父母让他上学。可是家中人口多，租种的几亩薄田难以支撑生活。祖父想了很久，不甘心家里连个写信记账的人都没有，终于决定全家缩衣节食供一个孩子上学，希望能出个“秀才”光宗耀祖，改变家中状况。
父亲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努力，加之记忆力强，几乎可以过目不忘，很快成为村学里的尖子生，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父母兄长非常高兴，对他寄予厚望，全家辛勤劳动供他读书。
初小毕业后，记账、写信已经难不倒父亲了，家里准备让他辍学。但是当时村学里唯一的教师施先生不忍看到这个天赋极高的孩子中断学业，极力向镇上的融美中学（包含高小部）校长薛永香推荐他的这个学生。薛先生十分爱才，凭着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及独特的慧眼，觉得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成大器，于是他来到了下和洋村小学。
父亲后来在《人生第一台——记薛永香先生》一文中写道：一个秋日的下午，行将结束初小学业的我第一次见到了薛先生。有一天上课，一位身材瘦削，着蓝布衫的中年人随国文老师一同步入教室。老师向同学们介绍：“这位是融美中学校长薛先生，他来看看大家。你们即将结业，打算到融美中学高小部继续读书的请站起来。”几位家境较好的同学站了起来。我羡慕地看了他们一眼，低下了头。我知道，靠租种几亩薄田为生的家庭很难供我继续求学，尽管我幼小的心灵是那么渴望读书。薛先生亲切招呼几个没站起来的学生过去，一一问过姓名和家里情况，又翻开书本，问了几个问题。
放学了，小伙伴们三三两两结伴离开学堂。我默默地将课本抹平，塞进母亲用旧衣精心缝制的书包，又细细打量了一下这熟悉的教室、简陋的课桌，视线模糊了。然后，慢慢离去，去接替二哥为邻人放牛。
天黑了，下雨了，湿透的土布背心紧紧贴在身上，可我全然不觉，直至二哥寻来。牛，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待我们兄弟俩一步三滑回到家，只见昏暗的油灯下父亲弯曲的身影旁站着今天课堂上见到的薛先生。先生走过来，对我说：“孩子，你爹同意你继续读书了。不易呀，好好努力吧！”事后听母亲说，先生为了说服父亲，从眼前说到将来，从祖辈说到子孙后代，终于说动了父亲。由于薛先生，我才得以踏上一生命运转折的台阶，在先生直接教导下，度过了以后几年的学习生涯。
02
圆梦重庆中央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小小年纪的父亲除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仍抓紧时间学习，他深知自己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正在这时，学校来了几位教师，一位是生物教师魏光熹，一位是化学老师林心衡，还有一位物理老师。他们课讲得极好，引起了学生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当时父亲的学习成绩十分突出，名列全班第一。在老师的影响下，他认为只有科学的发明创造对人类贡献最直接，效果也最大。在他的脑际中，萌芽了科学技术救国的思想。
高中毕业时祖父不幸病故，家里实在无钱再供父亲读书。又是薛永香先生极力推荐，父亲回到融美初级中学当了一名教师。凭借深厚的功底，他在讲台上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积攒了一年的薪水，再加上大伯、二伯下南洋打工赚的钱，1939年他终于登上了长江上一艘逆流而上的客船，到重庆去圆继续读书的梦。
一年前他就被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去重庆中央大学化学系。交完了学费，带的钱所剩无几，在举目无亲的重庆他几乎面临饿饭的绝境。
好在父亲天性宽厚随和，很快就和同学们熟络起来。他边上学边打工，但由于营养不良，不久就染上了疟疾，发作时浑身发热、寒颤、大汗淋漓。同学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特别是一个叫陈希明的同学，想法找来了特效药奎宁。这时候大伯、二伯也寄来一些钱，他才走出困境。
当时的重庆中央大学学术活跃，学科齐全，许多有名的学者在这里执教。父亲在这里就像海绵一样，吮吸着新鲜事物。除了化学系主课之外，他还去听物理、气象等其它课程。最吸引他的是涂长望、竺可桢、赵九章这些知名学者在地理系讲的课。由于知识渊博，他们讲课涉及面广，在父亲面前展现了一个前景极其广阔的气象领域。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可农业十分落后，究其原因在于靠天吃饭，而气象科学对于国计民生举足轻重。父亲以涂长望、竺可桢、赵九章为楷模，毅然从化学系转到地理系气象专业，从此与气象结下了不解之缘。
03
初出茅庐崭露头角
1944年父亲大学毕业，1945年由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涂长望介绍到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在赵九章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科学研究生涯。
赵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新进的研究助理员除了跟他从事研究工作之外还必须承担一些日常气象观测和分析天气图工作，父亲负责天气图分析。研究所学风严谨，每周由研究助理员轮流作学术报告，高级研究员在旁聆听。若报告不好，往往严加批评，并要求用英文发表论文。在这样良好的科研环境下，父亲专心读书研究，对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锲而不舍，不断深化，为今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他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东亚自由大气之运行》根据为数不多的700hPa风向风速资料分析出东亚地区各月的流线图，论述了东亚环流的季节变化。初出茅庐就受到业内极高的评价，认为与竺可桢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的东南季风和降水》开创了我国季风研究的先河。
此后，他长期从事气候学、青藏高原气象学和干旱地区陆气相互作用等研究，以其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洞察力，高度的团队精神和毕生的辛勤劳动，对台风、季风、青藏高原气象、西北干旱气候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世界屋脊进行了两次为世界气象界瞩目的青藏高原气象科学实验，取得了大量宝贵的观测数据资料，在气象气候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做出了显著成绩。
04
举家迁徙扎根西北
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兰州成立分所。建所初期，为表明扎根西北的决心，父亲带全家放弃了北京大城市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至兰州。从此，他几乎把一生献给了这个研究所，它始于地球物理所，继而发展成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父亲任所长。
那一年，大姐12岁，我9岁，三妹6岁，小弟只有4岁。突然从车水马龙的繁华大都市到了一个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到处黄土飞扬的偏远小城。我们稚嫩的双眼还没有适应突变的生活环境，“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接踵而至。因为没有什么副食品，缺乏油水，我们姐弟的饭量变大了，定量供应的口粮不够吃，持家的母亲有点手足无措，皱起了眉头。
还是父亲有办法，他看到房前屋后有荒地，找来了工具、种子。此后，凡有闲暇时间他就带领全家开荒、种地……那片土地，让我们全家顺利度过了荒年。之后，又栽了果树，种了各种农作物和花卉，成了我们姐弟童年的乐园。夏日，我们在葡萄架下读书、嬉戏。一阵风吹过，吹落了树梢上熟透的杏子，随手捡起即塞入口中，那滋味着实让人难以忘怀。
在那里，我们试图把马铃薯和番茄嫁接在一起，小脑袋瓜里想象着上面结红果，下面长土豆；在那里，我们观察风雨前小蚂蚁的忙碌，捉拿雨后钻出地面的蚯蚓；在那里，我们不仅认识了各种作物的形态，看到了它们的生长过程，更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收获了，我们抢着釆摘果实，帮父母把各种果蔬送给左邻右舍品尝。这种平静、其乐融融的生活随着1966年夏天的到来戛然而止。
05
特殊的年代
1966年中国走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梦魇。那年夏天，父亲正在进行野外实地考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返回兰州。当他日夜兼程一路风尘赶回兰州，等待他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西北干旱的祖师爷”“特务分子”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白天接受批斗，晚上写检查，写交待材料。
记得有一天夜里，黑灯瞎火。突然，我被一阵粗暴的砸门声和玻璃破碎的声响惊醒，紧接着冲进来一群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叫嚣着要我们交出敌特电台。原来，父亲大学毕业后怀着满腔热血要为抗战做点事情，曾在中国远征军中当过几个月的英文翻译。一顿打砸、乱翻，恨不得掀开天花板，撬开地板，家中一地书籍，一片狼藉，“造反派”无功而返。
不久，我们就被迫从原住房搬出，住进了两间朝北阴湿的“窑洞”。那是不知什么年代建造的挺怪异的两层建筑，一楼是砖箍的窑洞，门窗直对院落，没有台阶，门坎约半寸，二楼类似筒子楼。我们住一楼，对面不远是臭气熏天的垃圾堆，一下大雨，雨水就会漫进房屋。
记得有一段时间，各单位的“革命”逐渐转向“造反派”的内部争斗，转向社会。父亲得以松口气，但没工作可做，赋闲在家，他就开始自修日语。可是好景不长，造反派又把一大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关进了“牛棚”，进行惨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父亲在劫难逃，直到1971年他所谓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
06
科技界的春天
1978年3月，北京，全国科学大会。历史终于翻过去沉重的一页，科技界的春天来到了。父亲出席了这次盛会，并以第一完成人的《东亚季风研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
一个人活着，就要做有意义的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五十多年研究生涯中，他以耕耘不辍的敬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撰写或参与撰写了《青藏高原气象学》《西藏气候》等多部专著，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他提出的“季风体系概念”具有创新性，对亚洲及全球天气气候的形成、演变以及预报预测有重要作用。
1980年，父亲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八十年代他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了重大国际合作项目“黑河地区地气相互作用观测试验研究”，历时七年，取得了大量宝贵的观测资料。他不顾年高体弱，抱病精心策划，几上高原，深入大漠，亲自勘查观测站址，多次赴现场指导观测。
不容置否，父亲一心扑在气象事业上，所获科技成果奖很多，在国际国内拥有许多头衔，这是社会对他所做贡献的认可。但我们确知，这绝非他所孜孜以求的东西。他追求的是在科学王国里，拥有一片广袤的森林，可以自由自在徜徉；是改变“天有不测风云”，让人类可以预测未来的天气，掌握季风、台风的规律，把灾害降到最低；是揭开青藏高原气象的神秘面纱；是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
07
温馨的港湾
父亲不仅热爱气象事业，热爱大自然，也热爱生活，热爱家庭。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很忙，不是下台站就是跑野外，不是去北京开会就是去外地参加学术活动。不出差时也会忙得经常忘了下班，特别是伏案写东西时，几乎没有时间概念。母亲把饭菜热了又热，我们把电话打到办公室，他才记起该下班了，该吃饭了。就是在家，他书房里的灯光也总是亮到很晚，不是有客人来访商讨学术问题，就是在翻书、看资料。以致于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只要他进书房，大家就安静下来，各自回房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习惯。
忙归忙，儿时记忆中的他仍会抽空带我们去登山、远足、划船……指着天上，让我们观察、辨认各种不同的云；眺望远山，告诉我们那儿的地形、地貌。仍会在与小弟下象棋时，对调皮的小弟偷偷把他的棋子移出棋盘佯装没看见，故意输上两盘。
常言道，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母亲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出嫁后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待人处事诚恳、平和，处处为他人着想。无论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困难时期，还是在“文革”中父亲被关进“牛棚”造反派要她划清界限之时，她不离不弃，默默地站在父亲身后无私地作出奉献。父亲事业上的成功有她一半的功劳。
父亲的生活一直由母亲照料。几十年来他们相濡以沫，感情很好，从没见过他们红脸吵架，偶有争执，母亲总是让着父亲。
父亲太忙了，顾不上家，但凡有点空闲就抢着分担家务。记得有一次过年，午饭很丰盛没吃完，母亲说晚上简单点，把剩下的鸡汤、炒菜等热一下，吃馒头。父亲让她去休息，说这点事由他来做，说罢取了一本书，边看书边操作。功夫不大就听见大姐喊开饭了，我跑到火炉边揭开锅盖，不禁一愣：几个被泡得硕大无比的馒头在汤水中翻滚，上面还漂着菜叶。跟在后面的母亲也看到了，不禁埋怨道，好好的东西怎么做成了这样。这样多简单，一样吃，父亲说。母亲有点生气，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餐桌上父亲问我们好吃吗？好吃，姐弟四人齐声回答，小弟还扮了个鬼脸。这是我记忆中看到的唯一一次母亲生气。
良好的家庭氛围，浓厚的书香，伴随着我们姐弟健康成长。多年之后无论是下乡插队，还是进厂子当工人，再后来进入科研单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父辈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一辈子。
08
细微之处彰显人品
七十年代，文革中靠边站的父亲恢复了正常工作。特别是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科技界迎来了春天，为了夺回被文革耽搁的时间他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工作。有一次他生病住进了部队医院干部病房，病中的他放不下工作，各种资料、书籍被带到病房，堆满了床头。在一次查房中，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医生说：这是部队医院，你们是军人，能不能像战士冲锋、攻占山头那样速战速胜帮我医好疾病？我还有重要会议要参加，时间不够用啊！事后医生告诉前去探病的我，你父亲真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先生。果然，不等疾病完全治愈，他带了些药品就出院了。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他多次赴美、法、日、徳、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加国际会议、讲学、考察及进行合作研究，每次来去行李极为简单。他很挂念家人，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礼物，但多是一双袜子、一副手套等。和他一起出国的人都知道，在国外他总是省吃俭用，节省的外汇上交组织。他常说国家还不富裕，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外汇，大家都省一点，集少成多。
父亲的生活极为俭朴，但对同事，对家乡处于贫困的亲友从不吝啬，别人有困难时总是慷慨解囊，特别是对家乡的中、小学教育更是关心，常常捐资助学。2017年当地政府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筹集资金将父亲的故居进行了修缮，如今那里已成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我上初中时学校离家比较远，每周末回家需换乘两次公交车。当时上级已经为他配备了小轿车，但他对我说，不许搞特殊，生活上向低水平同学看齐，学习上向高水平同学看齐。这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我都和同学们一样挤公交车，既使带行李也得自己想办法解决，从未动用过公家的小轿车。
我们姐弟学习上取得好成绩，他就会从书店买回来一大摞各类书籍奖励我们并告诉我们学无止境。在我十二三岁时，有一次写作文要用几张稿纸，顺手就从他书桌上拿了几张单位的稿纸。他看见了问清用途后对我讲，做人要清白，公私要分明并给我钱让去商店买纸来用。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坦坦荡荡，清清白白。
文革中父亲受到迫害，我和大姐也因此被送到康乐县八松乡接受再教育当了农民。1971年他的“问题”澄清后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行动了，他第一个心愿就是去看下乡插队落户的两个女儿。在乡下短短的几天，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老乡家的土炕上都可以看到他和农民拉家常，鼓励农家孩子学知识，了解农民的收入，询问冰雹等天气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他离开的时候许多老乡依依不舍地送到村口。
09
结语
时间是一条河，一条流逝的河。记忆也是一条河，一条流而不逝的河。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正直刚毅，面对困境从容淡定。在学术界，他是治学严谨、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他宽厚待人，崇尚简单，是智慧沉静，受人尊敬的长者；在学生眼里，他是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严师；在儿女心中，我们亲爱的爸爸，是慈祥的父亲。他的一生，生命不息，求索不已。他身上那种锲而不舍的特质，深深地影响着子孙后代，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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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背影